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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吴丽娱:“皇权独尊时代的典礼——以在世皇帝加尊号为中心”

发布时间:2018-11-14 17:46:46| 发布者:  | 浏览次数:

2018年11月11日晚19时,“国故新知”讲座第十二期在华中科技大学东五楼406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皇权独尊时代的典礼——以在世皇帝的加尊号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老师主讲,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雷家宏老师主持,辽宁大学王美华、华中师大古丽巍、张达志、山东师大尹承、中南民大齐子通、我所夏增民、白杨、朱冶、陈文龙等老师及本院博士生、研究生参加了讨论。


讲座伊始,吴丽娱老师首先说明了选题的原因。她指出,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就使得有关皇帝的问题成历史研究中避不开的话题。而在礼制研究层面,她指出对皇帝礼仪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目前学术界对下层社会或者说是民间礼仪关注得过多,对皇帝礼仪的研究太少。与之相对,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涌现出了相当一批学术成果。由此,吴丽娱老师认为,当下,开展皇帝礼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何为皇帝礼?吴丽娱老师认为皇帝礼应是唐朝皇帝礼仪的一种。皇帝礼的变化体现着皇权的变化。皇帝礼的这种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皇帝礼围绕皇帝和他家族的利益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是在这些典礼中,皇帝的地位不断提升。吴丽娱老师讲解了“册尊号”的两种特色,即:第一,它是唐代新增的礼;第二,它是一个在细节上、程式上更加体现皇帝尊严的礼。当然,册尊号礼在唐代以前也有,但它当时不是给当世的皇帝加尊号,而是给去世的皇帝加尊号。唐代是为在位的皇帝加尊号,这是不同于之前的。和加尊号礼相关的是要举行“受册宝”。册宝本来是皇帝即位时受册宝,但是和即位一样,加尊号这种礼也有册宝。这种形式的受册宝,是从唐以后开始,到宋代形成更为完备的礼仪形式。


接着,吴丽娱老师分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即即位与册尊号仪皇帝“受册宝”的比较、唐朝皇帝册尊号礼的发明及其内涵、唐朝皇帝加尊号的礼仪程序、册尊号礼的作用及其特色。


在即位与册尊号仪皇帝“受册宝”的比较中,吴丽娱老师指出皇帝的即位既是凶礼也是吉礼,在宣布原来的皇帝去世(办理丧事)的同时要举行新皇帝即位的仪式,可谓是吉凶交错的典礼。日本人称其为二次即位。在具体操作上,吴丽娱老师讲到太极殿要分东和西两个方向,西边停棺椁,东边登基。太阳东升,西边更尊,故皇帝即位在东,停灵在西。《续汉书·礼仪志》中“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座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群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礼。”


随后,吴丽娱老师先对汉、唐皇帝即位仪进行了比较。汉代太尉先将传国玉玺“跪授”皇帝,而皇帝即位后反之再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国家重器授太尉,似乎是实行了权利的互换与对接,也即皇帝只有在接受了朝廷和所有臣民的委托之后,才有统领、支配臣民的无上权威,从而再将国家军政的具体事权交与大臣。而唐朝无此仪式,且只有“帝受策,以授左右,侍中进宝,帝受宝,以授左右”,特别是在这时,对皇帝称“进”而不称“授”。不过仍保留了宰相上“诫词”也即告诫皇帝的内容,而在宋代以后,这个仪式已经渐次取消。


吴丽娱老师指出宋朝皇帝册尊号礼主要程序与唐朝皇帝即位礼十分接近,在仪式上作为首领及主持读册读宝仪式的仍然是太尉、司徒等重臣。但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大臣读册读宝后已经没有“帝受策,以授左右。侍中进宝,帝受宝,以授左右”的内容,变成了中书令和侍中等“又搢笏,捧册于褥,东回册函北向进,跪置于御座前讫,执笏兴”。大臣已不能直接将册宝交予皇帝,而只能“跪置于御座前”。臣下态度显得愈加恭敬、身份愈加卑微,而皇帝的形象显然更加崇高、不可企及。由此可见,册尊号是着意尊崇皇帝,显示皇帝权威至高无上的礼仪,它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可以代替、甚至可以超越即位礼对当世皇帝的崇敬。不过这套仪式并不从宋朝始有,唐朝时就已发明。


紧接着在第二部分,吴丽娱老师谈了唐朝皇帝册尊号礼的发明及其内涵这个问题。关于尊号的来源有不同的意见,《旧唐书·太宗纪下》中记载唐太宗“天可汗”,罗斯(《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10卷)认为:太宗以后“天可汗”称号被用于唐代历任皇帝,“唐代皇帝尊号的制度渊源,在于北亚草原部落,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制度”。《通鉴》卷二〇三高宗上元元年(674)夏四月壬辰,在追尊唐朝祖宗(献、懿、高宗、太祖)称号之下,也有“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同时“改元赦天下”。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中提到“案尊号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始以即位,继以拜洛……”日本学者户崎哲意指出高宗的“天皇”号是向道教的倾斜。吴丽娱老师认为对比武则天和唐玄宗的尊号,以后的唐朝皇帝,尊号中大都有神圣、文武孝德及与“道”相关的字眼,字数每次比前一次增加。这是迎合皇帝粉饰太平及修仙学道的长寿追求,并且引用《灵宝经》中“圣祖以大道授陛下久矣,当以‘应道’答之。”来证明其观点。


吴丽娱老师认为加尊号的过程也体现出皇帝意志与朝廷动向之呼应。加尊号既是对皇帝家族神圣、天命有归的宣扬,也代表了朝臣百姓对皇帝统治权威的绝对认同。所以,尊号本身显示政权合法化及皇帝地位隆重化的作用便更突出。而它产生的出发点,既然与皇帝个人和家族的意义更重要,则至少不是从公众和国家公器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宰相群臣上请尊号或册尊号表中,首先提到的必是李氏宗族的天命授受和祖先的功德伟绩,而对于皇帝个人,往往只是强调其继承性及接受尊号的天然合理而无须建立功德,将皇帝及其家族的光辉完全置于国家政权之上,由私乃及于“公”,公只是一种装饰和点缀,此为册尊号的内涵所在,也是天宝以后日益多见的礼仪景象。


吴丽娱老师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为在世皇帝加尊号的意义:第一,皇帝社会需要有能够表明皇帝独尊的典礼。但祭祀祖先的皇帝意义并不在皇帝自身,即位礼突出皇帝的意义也被逐渐淡化。而加尊号礼则是突出皇帝个人高高在上的道德权威;第二,尊号是为了从理论和宗教意识上突出君权神授和天命所归,从而强调了帝王即位的天然合理性与作为皇帝的伟大;第三,以一家一姓建立的王朝,皇帝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家族,所以加尊号所用文字要突出祖先,突出皇帝的孝道和对王朝功业的继承;第四,除了圣、神、法天、应道等体现皇帝从道和神格化的文字外,后来增加的尊号中,最常出现的还有文、武、孝、德、聪、明、义等字,这说明尊号与谥号一样,还有着评价皇帝功业与道德行为的功能。


第三部分,吴丽娱老师认为唐朝皇帝加尊号的礼仪程序分为三个步骤,即上表、受册尊号与玉册玉宝及皇帝在受册宝之后,因受尊号而改元。就上表这个问题,吴丽娱老师认为“表请”、“表上”尊号应该是为加尊号的第一个程序。今存世较早有李峤称武则天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朝集使等上尊号表》。崔融为尊中宗“应天皇帝”的《代百官请上尊号第二表》。可以多次、多人上表,皇帝均有批答。


受册尊号与玉册玉宝是第二个程序,也是主要过程。仪式多在含元殿或宣政殿举行。唐代史料多言皇帝受册尊号甚简,过程不详,但应与宋代相差不远。


吴丽娱老师指出尊号册文本身是一篇极为庄严宏伟的文字,突出了皇帝于国家、于社会、于百姓的重要和决定性地位,相比皇帝即位的册文,文字要繁复得多。即位册文只是以先皇的口吻,表示将国家重器交付嗣君,并要求他承继祖德,嗣守皇业。而非禅位的继位是嗣君初登大宝,时在丧期,册文的中心也不在美化以及突出新君的功德。册尊号礼相对却是围绕在位皇帝一人的典礼,所以对皇帝个人的褒美拥戴无所不至。特别是皇帝已在位一段时间的第二次、第三次加尊号册文,便会是无一例外的赞美功业伟绩和美德善行无所不至。


由此吴丽娱老师提出了传国宝符、受命宝符究竟有无这个问题。她引用了《唐大诏令集》载徐浩作《太上皇加(肃宗)光天文武大圣皇帝》中“今加徽号于皇帝,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授传国玺符,受命宝符各一”,这与实录口径完全一致。由此证明授册的同时也授了传国宝、受命宝,而这个宝应当不同于此前作为皇帝的其他治事用宝。和肃宗即位时玄宗授的宝不是一回事。当然每个皇帝按所册尊号造的宝就更不一样了。在谈到肃宗的加尊号问题时,吴丽娱老师指出肃宗乾元元年(758)的加尊号也和其他加尊号不同,这不仅是安史之乱后皇帝第一次加尊号,也是由玄宗亲授,大有将尊位托付之意。这一次尊号的授册宝,才是玄宗和肃宗父子间尊位传递更正式的典礼。


加尊号礼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在皇帝受册宝之后,皇帝因受尊号而改元。活动结束后,则有来自内外臣僚及地方官员的贺表。


在最后一部分,吴丽娱老师总结了册尊号礼的作用及特色。她阐释道,自秦始皇行封禅礼,即为在位皇帝打造了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最高典礼。它不但表明皇帝有资格与天地神灵沟通,也代表皇帝已取得足以和祖先相拟的丰功伟绩。然而此项礼仪却是不能够经常举行,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对于皇帝的崇高和权威亦无从表达。而册尊号无疑就是皇权增长后对于皇帝礼的一项补充,它将皇帝的尊崇通过尊号予以说明和表达,是唐宋之际对在世皇帝自身礼仪的又一项创造。


吴丽娱老师进一步总结,通过对唐册尊号礼的考察,可以充分了解到这一礼仪的成立过程。并且可以看到,册尊号礼作为为唐皇帝定身打造的一项礼仪,唐朝自武则天、中宗以后创建,经玄宗时代不断发展,在唐后期持续,后经五代至宋而逐渐完备,形成较为固定,有法可依的程序仪规,成为唐宋之际君臣自觉遵守和执行的重要典礼和故事仪规。


自唐代开始建成的这项典礼仪注,在程序上有着与即位典礼极为相似的格局及受册宝过程。但是,尊号册宝没有吉凶交替的矛盾和困扰,它比即位册宝的目的更单纯,能够自觉地为建立皇帝的高贵形象和尊严服务,而在册宝的传接方式上也进一步拉开了皇帝与臣下的距离——天子至尊而礼绝群臣,这使得受册宝仪式真正和完全成为在世皇帝个人的“加冕”典礼。虽然两者不是一回事,但事实上加尊号的“受册宝”已经逐渐取代即位仪而存在。而尊号的成立,结合宗教意义上的君权神授和天命所归,以皇帝的家族继承和朝廷统治的延续为旨归,等于申明了皇帝在位的正当合法性,在皇权专制体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是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唐五代乃至宋初加尊号仪盛行的原因。


吴丽娱老师最后补充了宋朝时皇帝礼仪的情况。她提出宋朝到神宗时取消受尊号册宝,到钦宗时又恢复了把册宝授给太上皇,太上皇加尊号一直延续到南宋,这其中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册宝的形式更加复杂,即礼仪由一个宫殿变为两个宫殿举办;另一方面更体现父慈子孝,这个意义代替了原来皇帝加尊号提升皇帝权威的意义,这在南宋时期更为突出。


在提问环节,尹承老师首先提问,五代时期已经没有受册宝仪,这与改朝换代有一定的关系吗?吴老师回答说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宋初皇帝有无受册宝这个问题,吴丽娱老师指出这仍需要继续研究。至于宋后期为何没有受册宝,她认为是简化礼节的表现。吴丽娱老师提出宋代皇帝有造宝,特别是在其做皇帝期间造宝,即说明皇帝即位时是没有受册宝的。吴丽娱老师与在座的老师们就尊号与道教是否完全相关进行了讨论。她指出唐代的皇帝尊号与道教相关,而宋朝皇帝的尊号是否与道教有关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张达志老师向吴丽娱老师提问:尊号与徽号是否是一样?对这个问题,吴丽娱老师回答说尊号与徽号暂时无法区分,目前所见的材料仍不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区别。陈文龙老师认为,宋代真宗时期才将道教神祇作为宋朝的祖先,因此此前尊号中的道教因素,只是沿袭唐朝的作法,而不是表明北宋太祖、太宗朝尊号中道教因素与皇帝家族有关;另外,皇权逐渐突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然认为加尊号是突显皇帝地位的礼仪,那神宗废除在世皇帝册尊号礼仪,并不意味着皇权的削减,对此应该有解释。宋代士大夫对册尊号批评较多,而仁宗时期儒学的复兴,也提出将道教因素从王朝正式礼仪中驱除出去的要求。吴丽娱老师认为,宋代尊号都和道教有关系,总体是没什么问题,具体细节要进一步考察;宋神宗时期废除在世皇帝册尊号,或许是以其他礼仪取代了册尊号礼,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对册尊号的批评,唐代也很多。


吴老师为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她对礼制的讲解使我们更加了解皇帝礼,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法。


        文字 || 许柳明      

      图片 || 鲁畅 沈薇

编辑 || 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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