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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周启荣:“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

发布时间:2018-11-24 08:44:49| 发布者:  | 浏览次数:

11月13日上午10点,华中科技大学历史所“国故新知”讲座第13期在东五楼406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主讲人为美国伊利诺州州立大学历史系与东亚语言文化系周启荣教授,讲座由历史所副所长夏增民老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李耀南老师、历史所朱冶老师,本院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来自其他不同院系的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

周启荣老师在讲座开始,即指出研究清代思想史的路径和方法,在以往关注较多的考据学之外,更应注重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脉动。周启荣教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外学人对清代考证学兴起的种种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是清代思想史的重要特点。

紧接着,周启荣老师从中晚明的历史与学术背景入手,铺陈清代礼教主义的缘起。晚明考证学的兴起与商业印刷、科举考试密不可分,其中四书注即为典型代表。在嘉靖时期王阳明的思想盛行,受此影响,四书注中也多引用王学的思想解释经典,如徐爌《四书初问》等。万历时期的四书注,如陈禹谟《四书名物备考》,对名物的解释仅是字典式的罗列众说,虽多引用汉人著作,但未得其精要。又如王梦简《四书证》,引用汉代典籍,罗列众说而不加论断,甚至使用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同时汉、宋兼收,并没有完全遵循程朱理学。周启荣教授认为,要解释这个现象,不能只从思想史的进路予以考察,还需从印刷史和当时晚明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想的流行等诸多方面进行考虑。周启荣教授举了杨慎和焦竑的例子,来总结晚明“考证”和“训诂”的时代特点。

讲到杨慎,周启荣教授指出杨慎提倡博学、反对科举与陈腐的学术风气,对时人不知有汉唐注疏的状况提出批评。杨慎重视独立思考而不重汉人师法,认为宋儒之失在于废汉儒,提倡多读六经,反对直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而对于焦竑,则必须要认识到他是一个“三教合一”的教徒。焦竑是“考证学者”中的“奇葩”,他认为应当以直觉式的文字建构理论解经,同时也为佛教公开辩护。焦竑以“悟”解经,认为只要能够“悟道”,汉、宋学者的经注皆可抛弃。这种考证的方法显然是不严谨的。

到了清朝,“考证”的方法有了很大不同。周启荣教授提到,清初有两个重要的思潮,一个是礼教主义,另一个是排斥三教合一的净教主义。周启荣教授从三方面观察礼教主义:其一是道德论,从晚明开始,儒家就从本体的心性问题转到道德功夫(即实践),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其二是经世论,儒家透过政府来管治百姓转移到重视士绅如何透过强大的宗族来维系和控制社会基层秩序;其三是清初反佛教和三教合一的思潮引起一股澎湃的儒家“净化”主义(purism)。儒者要求清除儒家经籍内部的异端思想与文献,激发清初经学辩伪研究的风气。这三者都要求研究儒家典籍与古礼。除此之外,清初政治上虽由满人统治,汉人儒士仍能从尊崇礼教上获得文化身份,推崇礼教对当时的儒家学者有着特殊意义。

周启荣教授将清代礼教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由康熙初年到乾隆初,经学、礼学与考证三种活动都很蓬勃。同时亦是程朱礼学复兴的时期。第二期,由雍正到乾隆中,礼学渐渐转变成为经学注解的研究,三礼成为经学研究的重点。专门注释大量出现,没有严格分为汉学、宋学的系统。第三期,大约是乾隆的后三、四十年。一些学者标榜汉代经学的可靠性,远超宋儒的经学、礼学,汉宋的壁垒始严如冰炭。

之后,周启荣教授回到清初,从清初儒家净教主义思潮讲起,介绍了当时疑经辨伪学和清初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颜元、张履祥、张尔岐、陆世仪等学者以礼为教的观点。在康熙时期,礼教主义更为具体的表现为朱子礼学与宋元经学的复兴,以及当时学者建立宗族的实践与礼制的研究。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士人,认为明亡的原因在于中央权力太强,所以明末中央崩溃之后,地方秩序便无法维持。所以,顾炎武提出可以依靠宗族的力量维持地方秩序,方式就是祭祀和建立祠堂,这就需要朱子家礼来规范。朱子家礼的祭祀方法相当于《周礼》中的“小宗法”,不提倡祭祀始祖,但由于程颐曾说过“冬至祭始祖”,与《周礼》中的“大宗法”对应。由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周启荣教授指出,他们的争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不是把“礼”当作经学来注解。康熙时期礼教主义的另一特点是朱子家礼的复兴,不仅如此,汉唐的经学亦受到学者的重视。此时,汉学已有兴起的趋向。

乾隆时期,考证学发生转变,学者齐召南、杭世骏等推崇汉学。在研究方法上,惠士奇、惠栋等人提倡把古音知识和古礼研究结合起来。惠士奇认为,解经必须识字审音;越古的解经越准确可靠;由于字、音相通,周秦诸子都可以用来研究古音古字。惠栋则强调汉经师的家法,要大量引用先秦两汉的文献,找寻语音与及名物意义的证据。戴震、凌廷堪、阮元等乾嘉学者也开展了古礼的研究。周启荣教授介绍了戴震等人在注疏古礼时的做法,并指出乾嘉学者除了在学问上研究古礼之外,还广泛参与到宗族建设中,进行修族谱、建设祖庙的活动。

讲座的最后,周启荣教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要观点,并与在场师生进行了充分交流。在场的老师、同学就清代学术的具体分期、晚明讲学之风在清代的衰落、净教活动是否渗入日常生活、清代礼教主义的兴起对法律的影响,以及宗族建设的意义等相关问题,与主讲人进行深入探讨。周启荣教授对此一一进行解答。他重点指出,清朝儒者认为汉儒对名物训诂之学有着非常明晰的知识体系,且汉代佛教尚未传入,所以汉儒的思想中是不存在所谓的佛教“异端”成分的,但宋儒的思想是受过佛教影响的,因此清朝的儒者认为汉代经注更为可靠。此外,清代礼教主义与法律的关系甚深,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整体而言,通过本次讲座,周启荣教授带来了一场有关清代思想史的学术盛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助益。

文字 || 吴玘 鲁畅

图片 || 沈薇 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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